在司法中，应当准确理解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无过错责任，在如何协调受害人与机动车驾驶人的利益平衡，以及个人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方面，很好地适用法律，不然的话，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。对此，法官负有重要的责任。其中最主要的解决办法，就是在审理机动车致害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的案件中，坚持过失相抵原则，以调整和补救该条规定的消极作用。
机动车致害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行人责任中过失相抵的实行：
（一）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与有过失的构成
过失相抵实行的前提是与有过失。在过去的侵权行为法理论中，与有过失的称谓是混合过错。混合过错是前苏联民法理论中的概念，这个概念无法概括无过错责任原则下的过失相抵，因此才采用大陆法系民法的与有过失概念，更为妥当。
与有过失的构成，就是在侵权行为人一方的行为已经构成侵权责任基础上，受害人一方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。构成与有过失，其后果就是过失相抵。机动车致害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，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“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、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”，就构成受害人与有过失，应当实行过失相抵，将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的过错折抵机动车一方的责任，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，就会使机动车致害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的责任确定更为公平。
（二）进行双方当事人行为的原因力比较
过失相抵的实行，一是过错比较，二是原因力比较。在机动车致害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的过失相抵中，由于这种责任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，对加害人一方即机动车一方不问过错，无法进行过错比较，因此只能够进行原因力比较，以此确定双方当事人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。
例如，双方当事人行为的原因力相等的，应当承担同等责任；机动车一方的原因力超过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的，机动车一方应当承担主要责任，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一方应当承担次要责任；反之则相反。这样就实现了“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、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，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，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”的规定精神。
（三）机动车一方的行为不具有原因力的“优者危险负担”
现在的问题是，在原因力比较中，很多情况并不是双方的行为都具有原因力，而是只有原告一方的行为具有原因力，因此就形成了在原因力比较中，只有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的行为具有原因力，而机动车一方没有原因力的状况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正是这种情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官应当分析，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在造成损害的时候，在主观上究竟是具有故意还是过失。如果非机动车驾驶人一方或者行人具有过失，则实行过失相抵，机动车一方只承担次要责任。至于究竟应当承担多少责任，笔者认为可以参考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四十四条关于“机动车与非机动车、行人发生交通事故，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，机动车一方无过错，应当分担百分之十的经济损失”的规定精神，承担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。这样做，是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认中“优者危险负担”规则的适用，就是在交通事故责任中，机动性能和回避能力强的一方应当多承担责任的规则。这个规则体现的就是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人为关怀，是一个合适的做法。回到前述案例中去，责令被告张某承担百分之十的责任，应该是比较合适的，也能够得到公众的支持和认可。
（四）实行过失相抵为法官职权主义
在实行过失相抵的时候，各国立法普遍规定为法官职权主义，即在审理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，法官确认受害人有过错，即可依职权径行实行过失相抵，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。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为职权主义，但是理论通说和司法实践均认定为法官职权主义。因此，在审理机动车致害非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的损害赔偿案件时，法官确认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与有过失，就径行实行过失相抵，减轻机动车一方的损害赔偿责任。
这也涉及到当事人举证责任的问题。既然实行法官职权主义，那么并非一定要举证责任倒置，必须由加害人对受害人的过错承担举证责任。但是，假如加害人不予举证，那么，法官很难发现和确认受害人过错。因此，可以按照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的原则，由机动车一方对受害人的过错主张承担举证责任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法官在审理中根据案件事实，能够确认受害人过错的，也可以直接适用过失相抵原则，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。例如本案，交通管理部门已经认定非机动车驾驶人毋某具有过错，应负全责，那么，法官就可以在机动车一方不举证的情况下，直接认定原告有过错，适用过失相抵原则，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。
